中国的“幼儿园”从哪来？其实和妇女解放与就(2)

而解决这一切，可建立一种集中居住的方式：以五户、十户为一个单位实行饮食、育儿、佣工方面的“家事协作”，以达到减少家务劳作、解放妇女的目的。这是个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设想。

此时在国外，伴随着工业革命中机器轰鸣诞生的托儿所运动，已悄然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实业家罗伯特·欧文，1816年在苏格兰新兰纳克纺织厂内举办近代首个学前教育机构之后，1844年11月4日，法国律师费尔曼·马波在巴黎创办第一所专业托儿所。当时称为crèche（意为小床），该所招收出生15天到3岁的幼童，这也成为托儿所与幼儿园（招生多为3至7岁儿童）的最大区别。

南京市第一托儿所所长邓季惺女士

遥远的东方，华夏幼儿们依照延续千年的传统，跟随长辈在家中生活。他们或七八岁时进入私塾启蒙，应童子试开启漫长的科举之路，抑或习农做工。鸦片战起，国门洞开，晚清洋务维新与西方先进文明输入，客观上加快了我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民国肇始，至1930年，首都南京设公/私立幼稚园22所，但招收婴幼儿的托儿所依然空白。

开埠多年、“华洋杂处”的上海，一批效仿欧美的公共幼托机构陆续在租界出现。1925年1月，位于北河南路的“圣莫妮卡托儿所”开始招收0至6岁侨童。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下属的公益慈善会，亦在吕班路开设托儿所。

有鉴于此，1934年8月，上海市长吴铁城任会长的“儿童幸福委员会”，拟在俞家弄72弄开一“普通托儿所”，招收初生至6岁的幼童。如同“儿童公育”这个当时令国人费解的概念，襁褓中的事业很快陷入争议。

招生广告甫一刊发，《申报》便登出署名师石的评论《关于托儿所与儿童公育》，该文认为中国与英美国情不同，文化经济迥异。相比去机关、商场里充当“花瓶”，妇女婚后在家养育子女才是维系伦理的“天职”。况且将“柔弱婴孩”托命给不相关的“第三者”，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残酷行径……

对此，该报几天后发表兹九的驳文，指出托儿所的出现乃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体现，是让受过教育、有专长的女性继续职业生涯，教育工作者专心教养儿童。此外，不同于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托儿所生随时与家人团聚，何以破坏天伦？双方拥趸你来我往，笔战数轮。“官司”未分胜负，这个昙花一现的托儿所却因经费短缺被迫关门停课。

正为自办托儿所终日忙碌的李峙山没空关注这些。经费同样有限，她揣着自印的《捐启》，拜访各界大佬“化缘”，同时积极向市府申报补贴。管理团队的邓季惺、曹孟君等人多方考察，最终租下位于大树根80号的1栋二层民房办学，这里依山傍水，院落开阔，可放置大型器械供幼儿开展运动。

在李峙山的悉心擘划下，民房逐步改造成一个拥有多个教学、住宿、游戏、盥洗、检验与奶粉操作间，以及幼儿专人专用的小床、桌椅、寝具等一应俱全，颇为现代化的托儿所。这个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出现的首个民办托儿所，被命名为“第一托儿所”，邓季惺任专职所长。

幼儿教师与保育员，分别聘用具有幼稚教育经验和“身体强健、性情和蔼”热爱幼儿事业者十余名。同时聘请儿科医生驻所，掌管保健与卫生事宜。幼儿每餐饮食，亦由专职营养师监督厨工烹制。每日使用的玩具、图书、乐器等，尤精挑细选，务求能锻炼儿童身体，启发思想、陶冶性情。

此外还设“母亲会”，代表家长方与所方保持沟通。按规划，一托首先试办日托与全托，拟分批招收10个月至5岁幼儿60名。如运营顺利，将陆续开办其他分园（所）。所里同人显然低估了公众的热情，即使要缴纳较高的保育费，招生启事通过《中央日报》宣布后，前来咨询探访者依然络绎不绝，以相隔不远的中央党部公职人员子女最多。

抚育幼儿呕心沥血，半载运营声名鹊起

直到晚年，孙瑾芳依然喜欢绘声绘色讲述当年在托儿所里的所见所闻。1935年初，这位年仅16岁的扬州姑娘正准备跟随祖父、父亲赴徐州贾汪煤矿谋生，机缘巧合，她结识了妇女促进会的谭惕吾，谭见其乖巧伶俐且有文化，便安排孙入所当保育员。

那一年，内忧外患未靖的国民政府，终于对中华慈幼协会多次请愿设立“儿童年”的倡议有所回应。将当年8月至次年7月设为中华儿童年，并承诺从国家层面积极“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事业”。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网址: http://www.zgwsjdzzqks.cn/zonghexinwen/2021/0917/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