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幼儿园”从哪来？其实和妇女解放与就(3)

1936年10月，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全体会员在第一托儿所大树根校区教学楼前合影。

这个生逢其时的第一托儿所，在4月4日儿童节那天，以一场亲子联欢会的方式，迎来了首批24名2至3岁的“小主人”。到会的幼儿和家长们，都被托儿所内外各种新奇的康乐设施和趣味玩具所吸引，一个个兴致高涨，玩得不亦乐乎。“开学”第一天，就这样在众人的欢歌笑语中顺利结束。

第二天，部分日托生开始独自入园，孩子们虽然偶尔会闹些小情绪，但表现基本令人满意。正当小孙老师和同事们暗自庆幸遇上了一批温柔听话的“萌娃”时，第三天的情景却大大出乎老师们的意料。一早就有家长赶来报告，孩子在家哭闹不肯上学；而已经到所的幼儿们竟然也行动一致，纷纷以大哭和各种不许家长离开的姿势，表达内心不满。

两岁的王陵琳，生怕送她上学的佣人离开，用小手紧紧拽着佣人的衣角。当老师强令两人分开后，王陵琳顺势躺倒在地板上嚎啕了整整一个上午。保育员们轮流上阵，都没能将她安抚平静。这种情况持续数日，最后只有保育员王妈才能将其“降服”。新的问题又很快来了：小陵琳平时要王妈抱，吃饭要王妈喂，午觉要王妈哄，几乎每时每刻将王妈独占。一旦王妈转身去照料其他小朋友，陵琳便故伎重演，从笑脸一秒变回哭脸。

南京市第一托儿所教职员工与到访的外宾合影。

除了哭闹，孩子们的另一个“绝招”，乃是不好好吃饭。3岁9个月大的麦洛生，是所里最大的孩子，平时聪明伶俐，一张小嘴能说会道。但也是要母亲每日陪伴她一起上学，母亲稍一离开则大哭不止。某天，忍无可忍的麦母终于将其带回家，痛打了一顿后再送回托儿所。从此，洛生不再要求母亲带她回家，亦不哭闹，转以绝食的方式实行“抗争”。

无论是午餐的炖牛肉，还是课间的豆浆饼干，多么喷香诱人的食物再也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幼儿教师黄杰对小洛生倾注的心血最多，好话说尽，无计可施。最后只有狠下心来，她若不吃，就任其在一边看着大家吃，谁也不准搭理她。最终，饥饿感还是战胜了倔强，麦洛生主动走到老师身边，低声要求吃饭和参加游戏。而这样斗智斗勇的戏码，在刚开学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乎天天上演。

除了收敛个性、遵守纪律、融入集体，幼儿们还要学习像小学生那样规律的作息时间。住宿在园的全托生需每日7点起床洗漱，之后出操。日托生则9点前到所，简单体检后进入教室，随后是1个小时的阅读、故事、手工等班级活动。11点开始盥洗、吃课间点心。12点整理书本玩具，进餐厅午餐，餐毕午睡。下午3点唱歌游艺，4点盥洗、吃点心。之后日托生离所回家，全托生自由活动到6点晚餐，7点沐浴更衣后伴随着老师弹奏的钢琴声安然就寝。

仲夏转眼到金秋，在托儿所全体教职员工的科学保育、精心呵护之下，幼儿们安然度夏，茁壮成长。这在卫生条件有限、育儿观念落后、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1930年代，实属不易。

所方遂一面扩大招生规模，一面拓展业务范围。在原有日托、全托的基础上，加开一个幼稚班，实施幼儿园教育；同时不失时机地召开家长会谈、公众开放日等活动,全面展示幼儿在所中的学习生活情况。律师出身的邓季惺所长，更是运用自己在报刊界积攒的深厚人脉，陆续邀请《中央日报》《字林西报》《东洋经济新报》等知名大报的中外记者前来参观报道，进一步传递“儿童公育”的理念，扩大自身影响。

迁址扩建宏图初现，抗战爆发被迫中止

冬去春来，三月初某个阳光和煦的上午，正带领孩子们在操场活动的孙瑾芳，巧遇了彼时以小说《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的作家丁玲。丁玲此行，是为她与冯达之女蒋祖慧办理入托手续。才一岁多的小祖慧显然无法接受妈妈的突然离开，日夜哭泣，几天后又因突发麻疹送医，最终离所返回湖南老家。

所内幼儿在活动。

在南京的三年囚禁岁月，是丁玲生命里的至暗时刻。对于李峙山和第一托儿所，1936年的深秋，亦是一段荆棘遍地的日子。因为每月收取每生15元的保育费，她被舆论诟病为办“贵族所”；市府当局也一度中断了补贴，并放话要“全面接管”。最痛心的还是一名幼儿的不幸夭折，虽然最后证实孩子死因是被家人传染了梅毒性脑膜炎，但无疑对托儿所声誉产生巨大打击。

文章来源：《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网址: http://www.zgwsjdzzqks.cn/zonghexinwen/2021/0917/397.html